911那年,我读大一,凤凰卫视晚上直播了世贸中心大厦被撞击后的画面,同学们敲脸盆、摔水瓶,非常热闹,仿佛庆祝一场胜利。我有点疑惑,无论如何,这是对无辜的人痛下杀手,大家为何如此兴奋?

我想,这就像一把火柴,其中一根被点燃,其余的也许根本未曾思考,也开始燃烧。

不去讨论这场狂欢背后的群体心理学原理,在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中,单独的个人能不能最大程度地保持理性?

我想我们都会高估自己的理性。纳粹德国的官兵们打仗非常富有谋略,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希特勒的疯狂吗?即使底层的士兵无法接触高层,只能盲目服从命令,那么希特勒周围的军官呢?他们也不知道希特勒是个疯子吗?大多数人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做出的决定是理性的,但是,如果没有机会浮出水面,就不会意识到自己原来生活在水里。

隆美尔知道真相,他是一个通透的人,生活在水面以上,虽然他仍然选择服从。

小学生总是被安排在各种迎接领导、外宾的仪式中,手捧鲜花,蹦跳着喊着口号“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他们年龄小,生活在水底,觉得能被选出来参加这种场合是一种荣耀。

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依然热衷这类活动,他们组织和参与其他人主导的表演,夸夸其谈,沾沾自喜,假戏真做。

110年校庆前后,来了很多文化名人,印象里余华、莫言、余秋雨都来做过讲座,一个同级的志愿者参与了这样一场组织工作,回来兴奋地说“摸到了冯巩的屁股”。

任何人都难免参与这样的活动,但有些人却不知道,这些只是做戏给人看的。

他们看不清楚、也没有尝试去看清楚一个人或一件事的真正意图,更难以理解事情之间微妙的关联和平衡。

只有多做一些事、多经历一些事,才会萌发出这种意识,才有机会浮出水面,看到真实的世界。

尤其是,当摆脱他人支配,自己真正考虑和决定一件事做与不做时,眼光和思想就开始变得通透、锐利。

这让我想起以前村里上了年纪的大家长。在局促的农房里,一大家子或卧或立,老人披着棉衣,抽着烟,给大家讲解“这件事是这样这样的”,“我觉得啊,应该如此如此”,然后一起吸烟、一起沉默、一起思考,没有讲稿,没有套话,坦诚相待,就事论事,直到商量出一个结果,夜深人去,独留一屋烟气到天明。

这些大家长也是经历、思考和决定的事情多了,才逐渐成了村里的“明白人”。从一村到一国,再到多国,涉及的人和事越来越多,简单的议事会就变成了类似议院、委员会、联席会、代表大会、理事会等等专门的组织机构,简短的议事发言变成了装腔作势、花样百出的长篇大论,“明白人”也有了议长、委员长、主席之类的头衔。

我们只能看到媒体报道大人物们的例行公事和官样文章,但其实这些生活在水面以上的人,做出真正有实质影响力的决定,仍然是在那些朴素的议事会上。美国的制宪会议、雅尔塔会议,和农房里的议事何其相似。

罗斯福就像一个大家长,炉边谈话,娓娓道来,推心置腹,令普通人都极有参与感和使命感。在雅尔塔,他和丘吉尔、斯大林一起抽烟、一起喝酒、甚至互相玩笑,成功推行了搞“安全理事会”的设想。可以说,人类至今仍然生活在罗斯福政治智慧的庇护之下。

生活在水面以上的人,即使犯错,也往往无可指摘。纳粹德国的很多元帅、将军,战后并没有被处极刑。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履行军人的职责,同时最大程度遵守战争游戏的规则。

911之后二十年来,各地曾爆发多次爱国运动,打砸日本车、围堵肯德基、抵制服饰店,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自己究竟在参与一场什么样的事件?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2001年那年,申奥成功的当晚,一群太*党在贵宾楼饭店举杯庆祝,各自展望着自己未来能在奥运工程中分羹多少,隔着窗户望着长安街上疯狂庆祝的人群,有人不屑地说道:这群傻X,奥运会就好像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