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T恤衫
九十年代的电视剧《郑月娥从良》里，县令被小百姓的家务事烦的头疼，在大堂上抱怨：“本官十年寒窗啊，金榜题名，是要为皇上当差、办事的，现在却整天在这里给你们处理这些鸡毛蒜皮……”
这几句感言，原著里没有，应该是编剧或导演发挥的。
我一直很好奇，这些多年闭门苦读的书生，一朝逆袭，怎么就突然学会做官了呢？直到最近才知道，“四书五经”里有很多做官的学问，比如《诗经》，就有这么一条注释：
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 (《诗·鄘风·定之方中》)
刘勃在《失败者的春秋》里详细解释了这个“君子九能”。
第一是“建邦能命龟”，命龟就是占卜，这是说建国时会讨吉利。
第二是“田能使命”，田是田猎，打猎也是军训，这个过程里能完成使命是军事才能。
第三是“作器能铭”，这大概是说要会写正面报道，弘扬主旋律。青铜器上的铭文，涉及题材十分广泛，但基本都是好话。
第四是“使能造命”，出使外国，能完成君主的使命。外交官当时叫行人，《左传》的行人辞令有好多被人单选出来，当范文读。这就是“使能造命”水准的体现。
第五是“升高能赋”，登高临远，能把诗赋出来，不能只会喊“卧槽”。
第六是“师旅能誓”，誓是战前的演讲动员。要会说煽动性的话，夏启讨伐有扈氏有《甘誓》，商汤灭夏有《汤誓》，周武王伐纣有《牧誓》，这都是誓的范文。
第七是“山川能说”，到了名山大川能当导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山川既可以是祭祀对象，往往也是战略要地，它们的门道要能说清楚。
第八是“丧纪能诔”，诔是陈述死者功德，基本上相当于今天的悼词。
第九是“祭祀能语”，祭祀是塑造共同体意识、强化凝聚力最重要的场合，“能语”指除了和参与祭祀的各色人等交谈，还包括向神明和祖先汇报工作。(《失败者的春秋》, 刘勃)
一句话就是，读书人要会“拔高”，把事情讲的头头是道，最好能天花乱坠，让老百姓觉得有意思、心服口服，甚至情愿肝脑涂地。
再来看看科举的考题：
1 唐玄宗开元十二年 作诗
题目：《望终南余雪》
附录：被录取的诗人祖咏答案：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2 宋太祖开宝六年，诗赋题
题目：赋题为《未明求衣赋》，诗题为《悬爵待士诗》。
3 宋仁宗嘉祐二年 史论题
题目：「行赏忠厚之至论」
4 宋仁宗嘉祐六年 策问题
题目：“浮费弥广”
5 宋神宗熙宁四年 策问题
题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
附录：译文“晋武帝司马炎独断而灭吴统一天下，前秦苻坚独断而淝水之战失利亡国，齐桓公任用管仲而称霸，燕王哙任用子之而导致燕国大乱，一样的方法而结果不同，为什么呢？”
6 嘉靖十四年 策论题
题目：“安国全军之道”
7 崇祯年间 策问题
题目：“同朕共同治理天下的，是士大夫。如今士风不正，欲求无边而见识短浅。想要正士风以复古道，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
8 乾隆二十五年 武举
题目：马箭纵马二次射六箭，中三箭者为合格；步箭射六箭，中靶两箭者为合格。在都合格之后，再箭“地球”，地球是斗型，直径二尺。箭六射，于马上射，打落球为中靶，根本中靶的数量，分为单好、双好。然后就是试拉弓、舞刀、举大石。
9 光绪二十四年 钦命诗题
题目：赋得「云补苍山缺处齐」。得「山」字，五言八韵
10 1904年中国最后一次科举 史论题
题目：“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可见，科举就是奔着培养、选拔官员去的，而不是考圣人思想的。从这个角度来想，屡试不第的读书人，可能的确没有搞清楚皇帝要什么。所以，官场里那套真正的行事逻辑，越过科举龙门的锦鲤们，应该已经“开悟”了。
到了现代，尤其是马基雅维利之后，学者们愈加坦诚，之前难登大雅之堂的“帝王术”，被编成了教科书，列出一、二、三很多因果，辅以丰富、生动的案例，给出应对措施一、二、三，看上去无懈可击，似乎拿来就直接能用。
实际情况则是，我们很难从千头万绪、变化多端的表象中，抓住关键的、起决定作用的那个要点。纸上的东西，和实际的情况，总是有些不同，到现场去看看，才可以感受到真正的矛盾和焦点。
实际到现场看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任何报告都无法替代的。(李光耀)
美国200年的成功历史，被众多学者从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反复研究。学者们认为只要建立起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通过代议的民主制度，就能有效地治理国家。李光耀说“这是他们对世界先入为主的看法”，看看试图模仿美国的印度，以及美国人曾经扶植的伊朗、埃及、伊拉克、阿富汗政府，结果都南辕北辙，未达预期。
美国的制度并非普适的真理，何况他们也有自己的麻烦事。
奥巴马在他的书中提到，好办的事已经被部下处理掉了，送到他办公桌上的文件，没一件不让他头疼，幕僚们提供的信息、建议，似乎总是不够充分，使他无法做出理性的决策。
次贷危机爆发后，保尔森、伯南克、盖特纳，谁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大家提出了几套应对方案，谁也说不清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也不知道压力测试是不是行得通。平价医疗、控枪、气候法案、税制改革、伊拉克撤军、增兵阿富汗、猎杀本拉登、打击“伊斯兰国”、墨西哥湾原油泄漏，总统也不知道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能不能解决、会有什么连锁反应。问题不是总统造成的，却必须由总统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下“做决定”让人倍感煎熬。
奥巴马向幕僚长伊曼纽尔讲：“等离开白宫，我们应该过更简单的生活，我想我们可以搬到夏威夷，在海滩上开一家冰沙店。”
“冰沙太麻烦了，”幕僚长说，“我们卖运动衫就好，只卖中号的白色T恤衫，不提供其他颜色、图案或尺寸。我不想再做任何决定了，如果客户想要其他T恤衫，尽管去别的地方。”
所以，每到需要“做决定”的时刻，伊曼纽尔就会转向奥巴马说：“白色。”奥巴马则会回答他说：“中号。”
奥巴马竞选联邦参议员时，到社区争取选民，最初根据自己多年所学和从业经历，自顾自的宣讲减税、环保、反战之类的宏大议题，逐渐发现平民对此没有兴趣。他开始认真倾听，才发现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关注的具体问题和实际的诉求。根据这些诉求，很难把某个社区、家庭归入特定的族群、阶层或选民团体，这些划分是政治家制造出来，并不反映民意。
后来到总统大选，希拉里依照传统竞选的套路，争取已经被划分好的人群、族群、阶层，而奥巴马则打乱了这种固有的所谓“票箱”，在自己的竞选宣言中融入选民关心的具体问题，号召大家一起“消除分歧”，团结和争取到了“个体”选民。这种“独辟蹊径”的做法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学者们也热衷于将这些案例写进自己的理论，但总有人搞出新方法、新策略，靠读书是想不到的。
所以，段永平不读书，保尔森不记笔记。读书和记笔记都不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持续思考。
这并不是说“十年寒窗”就没有用，读书、练习的真正作用，在于纠正自己的偏见，建立起更准确的直觉。王阳明的所谓“知行合一”，以及改革开发以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是这个意思。读书也好，阅历也好，不需要过于广泛或深刻，更关键的，是要看能否把这些自己的或者他人的经验融入到自己的直觉。
每个人都有一些直觉，没有直觉是不能生存的，但直觉往往不够准确，需要被思考、修正，形成正确的直觉，直觉重要，可是也是需要接受修正，如果你随时能够接受修正你的直觉的话，你就能继续的向前进了。(杨振宁)
直觉是一种综合能力，难以手把手地传授，更多靠耳濡目染和在持续做事期间的“顿悟”。
无论世界怎么样，新加坡都得去接受它，因为它实在小得无法改变世界。不过，我们可以尝试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空间，在本区域的“巨树”之间穿梭。这一直是我们的方法。若要继续保持如此，我们就必须保持思路敏捷，懂得随机应变。
普通的技术官僚，仍然习惯于从理论出发去看问题、做决策。奥巴马在自传中絮絮叨叨，旁征博引，深陷各种细节，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政治正确，读起来让人昏昏欲睡。而同样是律师出身的李光耀，骨子里相信强权即合理，不屑于强调所谓正义，讲话更简洁、更通透。
在爱与恐惧之间，我总是相信马基雅维利的话，如果没有人害怕我，那么我就是没有意义的存在。
日韩在模仿美国制度方面是做的很好的，但老龄化使社会负担沉重，一定的人口增长率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出生率低，只能靠引进国外人口弥补；
欧洲统一了货币，却缺乏统一的财政，迟早会走向瓦解，而且，他们的高福利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北欧的高福利能够持续，是因为其民族成分单一、凝聚力强，日本的民族成分也很单一，但比北欧更加排外，移民融入困难；
德国人是欧洲最勤劳的民族，可以做欧洲领袖；
法国太浪漫了，生产效率始终不高；
巴以冲突是地球的脓疮，目前看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阿拉伯文化灿烂，但一直算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统一语言很重要，印度、印尼，由于语言太多，导致发展受限；
印度的种族制度仍将长期存在，这是他们难以建立现代的治理制度；
印尼有一阵发展很快，但他们的国土太大，岛屿太多，基础设施太差；
越南高官多是军人出身，缺乏治理经验，只能等下一代年轻人上台才有可能有所改善；
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太排外，如果不能引进人才，国家靠什么发展呢？
李光耀的这些论断，很凌乱，没有使用政治语言，看不出有什么理论依据，可贵的在于不含糊，也不怕被人误解。
就新加坡而言，我们的成功故事取决于三大特性：确保这是个让人们生活与工作的最安全国家、平等对待每一个公民，以及确保每一代新加坡人能持续成功。
全球经济在短期面对的较大威胁，是自由贸易受到压制的危险。我们只要受到保护主义的一波打击，就会陷入经济增长放缓的局面。我们不应忘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正是因一些国家倾向孤立主义而加剧的。比方说，如果美国的政治人物基于选举考量，决定向售价低于成本的中国货征收抑制性关税，必定引来某种形式的反击。你一旦走上这条路，其他如欧洲和日本的贸易伙伴迟早也会卷入其中，而必须考虑实行类似的措施。如此一来，整个贸易体系又再往下陷几级，整个世界的情况将因此变得更糟。在许多情况下，贫穷国家所承受的打击是最大的。由于它们从较低的基点开始，因此从贸易中所获得的好处也相对多得多。
李：我认为，要成就任何事之前，先得争取人民的信任，证明自己不是随便承诺或者说讨人喜欢的话，而是言出必行。无论成功或失败，说到的事就必须尽力而为。好几次在处理重大事件时，尽管面对反对声浪，我还是信守承诺做到自己该做的事，这也正是我得以成功的原因。一旦建立起信任，接下来的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施：新加坡之外，你认为谁是你这个年代里最伟大的领袖？
李：邓小平。他当年在越南挥军攻打柬埔寨和老挝之前到访新加坡，要拉拢新加坡与它们对抗。他不看稿发言，毕竟想说的一番话，来新加坡之前已先在曼谷和吉隆坡演练过，论述起来有条不紊、明确清晰。然后我向后靠着坐，说：“我们是先用晚餐，还是现在就开始讨论？”他说：“先用晚餐吧。”我们于是就一起用了晚餐。隔天，我说：“你要我们联合起来防范苏联北极熊，可我和周边国家反而希望能团结起来防范中国龙。威胁他们的不是北极熊，而是你们的广播电台、你们为潜伏在泰马边境和其他各地的游击队提供的资助，是这些，才让他们觉得深受威胁。”我以为这番话会激怒他，引来一番驳斥。结果他只顿了一下，然后说：“那你想让我怎么做？”我说：“停止这一切。”他说：“给我一些时间。”不到一年，一切都停止了。他真是个伟大的人物。
施：我在1983年跟他有过另一次对话。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我们就只是坐着，就我们两人和一名通译员。我们相识十年了，所以这是一次很坦诚的交流。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考虑到实际情况，你们其实不太诚实。你们自称共产党人，但实际上你们更信奉孔子那一套。”他显然有些错愕，愣了几秒；然后这么回答我：“那又怎么样？”是，我也同意他是个伟大的人物。
李：不只这样。他愿意面对现实。因为由我这么一个小小岛国的领导人来告诉他，我们——我和周边国家——怕的是你而不是苏联，我原以为他会愤而对着我吆喝。可是他没有，只是顿了顿，然后平静地问我：“那你想让我怎么做？”不愧是位伟大的人物。
施：对了，邓小平是怎么摆平当时犹豫不决的中国领导层的？
李：这么说吧，当时好些参与长征的老一代将领愿意保护他。所以毛泽东逝世后，先是华国锋接棒。但华国锋其实没有真正的权力基础。解放军信任和效忠的对象是邓小平。所以华国锋……
施：解放军为什么会在毛泽东离世后转而信任邓小平？
李：因为邓小平参加过长征，解放军认识他，知道他是位伟大的领袖，真诚地为中国献身的人，军队信任他。邓小平一复出，就友善地把华国锋安排在权力核心之外，只让他保留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所以我当年到中国访问时，邓小平让我先见华国锋，然后才见他，以符合外交礼仪。
施：邓小平当时除了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之外，就没有其他职衔了？
李：职衔并不重要。他是邓小平。解放军和国务院大部分人都相信他有能力拯救中国。
施：我局外旁观，看着他如何慢慢建立权力基础，最后奠定地位，觉得很有意思。
李：而且他愿意不断学习。
施：他的确不断地在学习，没错。
李：他当年到新加坡访问，看到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岛繁荣兴盛，货源充足，人民口袋里都有钱。他观察着，深入提问，然后自己总结出一个道理：新加坡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外资进而把技术、管理技巧和市场带进来。他回到中国之后，循着新加坡模式辟设了六个经济特区，而后成功并逐步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朱镕基接着把中国带进世界贸易组织，打开了全中国面向世界的大门。这拯救了中国。
施：我曾在同一时间尝试游说苏联领导人，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促他仿效中国，逐步开放敖德萨、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以及立陶宛沿波罗的海一带。但他们始终没能听明白。他们并不是拒绝这么做，而是不明白改革开放的概念。
李：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洞察力。这基本上就是个封闭的社会，对计划经济深信不疑，接受不了新思维。邓小平知道，中国就是因为一味学习苏联模式，所以不成功。而当他看到新加坡，他说：“啊！这才是成功的模式。”
施：年轻时留学法国的日子，也可能让他受了点影响。
李：也许吧。他曾在马赛住了一段日子，在法国和比利时工作过，见证过资本主义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对自由市场的可能成果有切身体验，这促使他在思想上逐渐开放。
李：是的，但我的优势是这个地方是个移民社会。是后天形成的，没有远古的历史、长期积累的仇恨或敌对关系。我用英语为人们搭建一个共同平台，让大家公平竞争，无论种族、语言和文化，任人唯贤。这才促成了国民团结。
李光耀赞赏他信，做事总是亲力亲为，愿意为快速取得成效而努力，比起政治、经济理论，更相信自己作为一名商人的经验和直觉，推出了很多利于平民的政策，让泰国人尝到了甜头，使曼谷精英的独裁成为历史，再无恢复的可能。
李光耀也曾敦促缅甸总理钦纽学习印尼的苏哈托，卸下军服、组织政党，举行选举，开放国家，这样他就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不久，钦纽被软禁。李光耀非常惋惜地说，缅甸将领多是愚钝之辈，根本看不清自己该做什么。
李光耀说美国的选票制度“并非什么灵丹妙药，它无法为所有人解决所有问题”。
比如“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和美国人的选票民主形式不符，但这却是中国人从高层到百姓都认同的组织原则，这个原则根深蒂固，比新政府存在的时间还要长的多。
这种组织方式再加上法治，形成了长期稳定而高效的治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