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回家,从粽子、屈原聊到战国、秦始皇。母亲问,秦始皇打败了六国,之后孔子做了什么呢?为什么地位这么高?好像都超过了秦始皇。

我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只纠正说秦始皇是在孔子之后的,而且秦始皇就出生在邯郸,出生在串城街。母亲觉得有点意外,一个历史人物似乎忽然变得鲜活起来,我们立即骑车去了串城街。

小学时候看过一个纪录片,好像叫《长城的故事》,其中有秦始皇出巡的宏大排场,队伍浩浩荡荡,举着各色旗帜的仪仗队,走在最前面,步伐急促而有序。

沿路围观的人群中,有人一脸羡慕,感叹“大丈夫当如此”,也有人口出狂言:“彼可取而代也”,当然,大多数人都只是看个热闹,然后该干啥干啥。

“今过安陆”,有一名叫“喜”的地方官,在当天的日记只写了这四个字,似乎透露出一种幸运和荣耀。大秦的大多数子民们对秦始皇并没有什么怨或者爱,自己能见得到、够得着的,最多是里长,最高不过县令,而皇帝,高高在上,和供奉的天帝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当皇帝亲自来到自己生活的小城时,他们透过那威严的仪仗,还是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喜的日记是1975年12月从湖北孝感的睡虎地秦墓挖出来的,被称为睡虎地秦简或云梦秦简,除了记录日常事务,日记里还抄录了很多大秦的政策和律令。

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一个叫喜的人出生在秦国。喜十七岁这年,秦王政登基,也就是后来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十七岁的喜登记名籍为秦国服徭役,尔后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治狱鄢等与刑法有关的低级官吏。喜在秦王政三年、四年和十三年曾三次从军,参加过多次战斗,到过秦的几个郡县,公元前217年喜去世,他亲身经历了秦始皇从亲政到统一六国的整个过程。

喜是一名秦国最基层的法官,他一生兢兢业业从事法律工作,死后家人将他一生抄写的律法书籍放在他的棺椁里作为陪葬。这些珍贵无比的秦律典籍和喜一起沉睡了两千多年,直到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一个叫睡虎地的地方,一个农民发现了这座古墓。墓葬中出土了1100余枚秦代竹简,以及毛笔、石砚、墨块等文房用具。竹简上的秦代隶书,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情况,其内容主要记载了秦代法律、医学等诸多内容。

《云梦秦简》第一篇《田律》规定,下及时雨和谷物抽穗应立即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顷数和已开垦而未耕种田地顷数;禾稼生长期下雨,也要立即报告降雨量和受益田地顷数;如有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及其他虫害等损伤了禾稼,也要报告受灾顷数;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兽、卵,不准毒杀鱼鳖……。

秦国被称之为暴秦,一直被诟病律法严苛到了极致。《史记》记载: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而《云梦秦简》里秦律《徭律》是这样规定的:朝廷征发徭役,如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二甲,也就是说只罚两副盔甲相抵;迟到三天到五天,斥责;六天到十天,罚一盾;超过十天,罚一甲。所征发人数已足,应尽速送抵服役处所。因降雨不能动工,可免除本次征发。这与《史记》里的记载出入很大,史学界有人认为,汉代史书有可能是有意渲染“暴秦”。

我们再来看看对劳动者出台的法律《工人程》:隶臣、下吏、城旦和工匠在一起生产的,在冬季劳动时,得放宽其标准,三天收取相当夏季两天的产品。做不同工作的隶妾可按两人相当工匠一人或四人相当工匠一人、五人相当工匠一人。隶妾和一般女子用制作刺绣等产品的,女子一人相当男子一人计算。(注:隶臣即男犯人,隶妾即女犯人,下吏则是最低级的官员。城旦是秦汉时的一种刑罚,如有人因触犯法律被罚城旦,秦时需服役四年,汉时需服役五年,主要负责长城的修筑或参与城防。)这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非常公平和人性化的,在农闲时百姓甚至犯人役工都是有报酬的,这样一来可以节约家里的口粮,二来还可以贴补家用。

秦军号称虎狼之师,征战百年依然兵员充足,兵威不减,这与秦国合理科学的服兵役制度是分不开的。秦律规定:家中有兄弟两人的,只能一人服兵役,家中是独生子的可以免除兵役,城市进入战争状态时,成年妇女要编入军队守城。

《云梦秦简》里秦国律法处罚最多的是罚甲和盾,这里说的甲是标准制式的铠甲和盾牌。秦国还非常重视马匹的饲养训练和工匠的培养,马太瘦或训练不达标,相关人员都要受到处罚。工匠的培养是师父带徒弟,师父在规定的时间里教出的徒弟技艺不达标,要对师父进行处罚。做出的弓弩射不准目标,驾车的车手经过训练还不能驾驭马车,训练他们的教练也要被处罚。律中对兵器、铠甲、皮革等军备物资的管理尤为严格,对度量衡的制式、误差、对家庭暴力、打架斗殴、官员公车私用等等都做了明确规定。(来自百度)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到,秦始皇虽说不上爱民如子,但也是依法治国,法条经过细致斟酌、考虑周全,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残暴”。

高中时候读《史记》,感觉秦始皇和汉武帝有很多相似之处。司马迁应该是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对收集的素材做了想象和延伸,就像电视剧里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很多情节只是故事,是为了佐证、宣扬某些立场和意图。

秦始皇赵正出生在邯郸,出生不久,因为秦赵关系恶化,在吕不韦的一手策划下,身为质子的父亲异人(子楚)匆匆回秦国去了,把秦始皇和母亲赵姬留在了邯郸。直到异人当上了秦王,9岁的赵正才和赵姬移居咸阳。

此后,秦国在丞相吕不韦、华阳太后-昌平昌文两君、夏太后-长安君成蛟(赵正之弟,相传是子婴之父)、赵姬-长信侯嫪毐这各方势力的此消彼长下形成制衡。

华阳太后和夏太后都主张立成蛟为太子,吕不韦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想尽办法把赵正扶上了秦王宝座,又为了摆脱赵太后的纠缠,把嫪毐送进了后宫。夏太后去世后,成蛟反叛不成,自杀,这股势力算是没了。到了亲政的年龄,秦王正利用各方利益冲突,借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之手,铲除嫪毐,之后,将吕不韦贬至河南,一举剿灭两股势力。而华阳太后年事已高,对秦王正的威胁日渐削弱。

通过这一系列手段,22岁的秦王终于亲政。也是这一年,尉缭来到了秦国,受秦王接见时说:“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对尉缭非常重视,“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尉缭开始害怕,觉得“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几次想跑,都被秦王抓了回来,尉缭也终于“被迫”为秦王出谋划策,制定了“笼络燕齐,稳住楚魏,消灭韩赵,然后各个击破”的统一蓝图,同时,李斯、桓齮、王翦等被秦王所用,秦王正羽翼渐丰。

这段时间里,秦王读到了《孤愤》、《五蠹》,觉得韩非子是个人才,派人将其延请至秦,但韩非子却献上一篇《存韩》,并且多次试图挑起秦国内部矛盾,于是,李斯在秦王的授意下鸩杀昔日同窗。

吕不韦被贬后,四散的门客逐渐又重新聚拢,秦王发觉后,派人斥责: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这几句话,有愤怒,有失望,也有决绝。

毒杀韩非子,逼死吕不韦,正应了尉缭所讲的“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轻食人”。也许正是这种机警、果断的性格,才使得秦王在复杂的斗争中存活了下来。

秦灭六国的手段不尽相同。赵国的战斗力极强,秦先挑起燕赵之间的战争,然后号称援助燕国,派王翦、桓齮、杨端和等从西北、西、南三个方向攻打赵国,逼近邯郸城,赵王紧急调回在北方镇守的李牧阻击,秦军几乎全军覆没。后来秦国贿赂郭开,离间赵王和李牧,同时破坏赵、齐联合,才终于打进了邯郸城。当邯郸被攻克时,秦王第一时间跑过去,毫不留情地将当年看不顺眼的人全部活埋,再一次应了尉缭的评述。

攻打赵国的同时,内史腾擒获韩王安,韩国灭亡。韩、赵被灭之后,王贲引黄河、鸿沟之水冲灌大梁城,3个月后,城垣崩塌,魏国灭亡。同时,王翦、辛胜攻入燕国,燕王喜听取太子丹的计谋,派荆轲行刺秦王,行刺失败后,李信奉命进击,燕王喜退守辽东,派人杀了太子丹并将其首级献给秦国求和。

秦王派李信、蒙恬领兵20万攻打楚国,孤军深入,被项燕所破,损失惨重。之后从攻打燕国的前线调回重兵,增兵到60万,派王翦再次攻进楚国,老将军构筑防线,做出准备打持久战的架势。项燕在楚王的催促下,久战无果,因后勤不济,暂引军东去,不料王翦忽然发兵追击,斩杀项燕,直取寿春,楚国灭亡。

灭楚之后,王贲奉命北上,扫除了燕国残余势力,俘获燕王喜,燕国灭亡。

眼看着秦兵气势汹汹,齐王建没有听进周子“唇亡齿寒”、联赵抗秦的提议,不备兵革,不修战备,直到秦兵压境,才开始在西部边界构筑防线,不料王贲灭燕之后却自北方南下入齐,齐王建不战而降,齐国灭亡。

秦王灭六国,既有长期、全局的规划,也有临阵指挥的谋略,还有外交、后勤的策应,如果能获取更多细节,应该非常精彩。“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这种雄才大略,后人有什么资格对自己指手画脚?于是秦王下令取消了谥法。

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秦王正觉得自己的成就、历史地位已经超过了传说中的五帝,要求大臣们为他取一个响亮、威风的称号,智囊团反复商议,觉得“泰皇”不错,秦王摇了摇头,自己改成“皇帝”。每次看到这一节,我就想起“拿破仑为自己加冕”的傲慢场面。后来秦始皇巡游天下,到处刻石立碑,为自己歌功颂德、昭示万代,就更加不可一世了。

秦始皇第五次出巡,走到平原津(德州附近)突然生病,最后病逝于沙丘宫(邢台广宗大平台村附近),胡亥在赵高、李斯的密谋和辅佐之下,赐死扶苏,夺了蒙恬兵权,继承了皇帝位,最终自相残杀,无一幸存,同时也葬送了大秦的江山。我想,也许,秦始皇本意就是要传位于胡亥呢?凭他的自信,这一点也并非不可能。沙丘之谋,也许只是一个故事,但是大家乐于相信。如果没有赵高后来的胡作非为,或者,如果扶苏继位,秦帝国就可以延续下去吗?秦帝国的灭亡源于制度缺陷,没有制衡的中央,缺乏纠错机制,终究是不稳定的。

对于今天2012年”总统”选举的结果,我们败选,我要在此向大家致上最深的歉意。我们承认败选,也愿意接受台湾人民在这次选举里面所做的决定。

我知道,很多支持者听我这样讲或许会觉得心碎,可是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恭喜马”总统”。希望他在往后四年,要倾听人民的声音,要用心执政,要公平的照顾每一个人民,千万不要辜负人民的期待。

我要请大家回想一下,四年前,我们曾经是这么的绝望,我们所要挑战的山顶,曾经被认为是遥不可及。但是,我们咬着牙,整个党团结在一起,在这四年,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一次,我们已经接近山顶,我们还差一里路。

我要告诉大家,这样的结果很遗憾,但是,我们不是一无所有:

我们对小额募款的坚持,树立了新的政治典范。我们提出的政策主张,在台湾未来的发展中,依然扮演关键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我们所团结的力量,是一股不可以忽视的力量,这一股力量,不能溃散,也不能消失。

各位,你们真的不要怀忧丧志。台湾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台湾不能没有制衡的力量。未来这四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以执政者的角色,来实践我们的理想;但是,这并不代表,在野就没有力量。

我相信,只要大家继续站在我们身后,给我们支持,给我们鞭策,我们一定还有未来!下一次,我们一定可以走完最后一里路!

接下来,我要以民主进步党主席的身分,感谢大家对民主进步党”立委”提名人的支持,让民进党的”国会”席次成长。他们未来,会在”立法院”扮演人民的代言人,会把人民的困难放在心上,努力提升公共政策的质量,让每一个”国民”都得到最好的照顾。

民进党的转型跟改革,不会停止。我们坚持和弱势人民站在一起,我们坚持政策理性,我们坚持以小额募款摆脱对财团的依赖。我们会一直做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会赢得多数人民的信任。 (蔡英文败选演讲)

秦始皇创建的集权架构还是流传下来了,从汉到清,朝廷的组织形式,都继承于秦。有一点区别是,秦始皇直接取消了分封,全面采用郡县制,这一步迈的太大了。后来的汉、晋、唐、明,甚至清,都还或多或少存在分封的亲王、藩王,有一定的制衡能力,可以防止皇帝肆无忌惮,这些朝代的存续时间较长,分封应该是原因之一。

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要中央政权是强大的,这个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虚弱了,国家就会紊乱。一个强大的中央会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这样认为,这是他们从根深蒂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的基本原则。在短期内,人们不可能背离这一原则。这种心态比共产主义的历史要长,已存在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了。

西方一些人希望看到中国实现西方传统的民主,这是不可能的事。美国人认为,如果不实现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每隔数年更换总统和改选议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这是他们对世界先入为主的看法。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拥有13亿人口、人民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国家。它将会走自己的道路。 (《李光耀观天下》)

秦始皇的成就都是能看得到的,孔子就不一样了。孔子的主张,是想要大家都遵守一套游戏规则,也就是“礼”,这个东西更多是他想象出来的。他喜欢说君子“应该”这样、君子“应该”那样,大家都按君子的标准约束自己,克己复礼,互相理解,自觉遵守规则,就可以实现“天下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

但是现实的逻辑则是不择手段、弱肉强食,没有制衡,做出的承诺、签过的协议,在利益或危机面前啥都不是,所以,各国君主才觉得孔子的学说根本不现实,无助于自己成就霸业。

在邯郸时,赵正和燕太子丹曾是亲密无间的玩伴,以至于太子丹心存幻想,到秦国面见秦王叙旧,希望秦王能看在昔日友情的份上,不要攻打燕国。不成想,秦王不仅不念旧情,没有正眼看过他一眼,还把他囚禁起来。太子丹绝望地哀求秦王放自己回国,秦王冷冷地派人传话:“等到乌鸦白头、马生犄角,就放你走。”秦王并六国的战争,充满了“街头智慧”,处处和孔子的“仁义”、“君子之道”相违。

人们现实中如何生活同人们应当如何生活,其距离是相差甚远的,因此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而把实际上的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无法保存自己,甚至会导致自我毁灭。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定会遭到毁灭,因为他处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 (《君主论》)

如果把孔子的学说付诸实施,像宋襄公那样连打仗都要讲礼仪、守规矩,难免贻笑千古。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才发现了“儒学”的正确用法:孔子的主张,不符合君主之道,但是顺应了天下百姓的心声啊,百姓们如果都能做到“仁义”,遵守孔子所讲的伦理,那治理起来就容易多了。朱熹则更进一步,把“儒学”搞成了“儒教”、“礼教”,用一把无形的枷锁,套住了天下士子乡绅的思想,让他们自发地约束自己、家人、族人的行为。

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沈从文)

和讲学相比,孔子其实更愿意亲自去做一些事,他治理过中都,还曾执掌鲁国相印,当他想削弱三桓的实力时,终于受到疯狂的反击而被迫出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序言里坦言:

倘若我真的是君主或者立法者,我绝不会浪费时间对该做的事情夸夸其谈——要么去行动,要么就沉默。

《围城》里讲“仕而不优则学”,进不了官场或做不成事,只好静下心来写文章。马基雅维利编写了《君主论》献给“美蒂奇家族伟大的洛伦佐”,孙武总结了《兵法十三篇》上书吴王,梁启超做官不如意,辞去财长,借读书、立言聊以自娱,孔子被排挤出贵族圈,周游列国也没人真正听他讲话,只好广收门徒,把自己的主张灌输给这些年轻后生。

这些理论家总想把古往今来的事迹,都囊括、附会到他们的学说中去,但现实总是瞬息万变的。孙武刚总结出“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韩国就派人去秦国修水渠,以“疲秦”、“弱秦”,而这个被派出的工程师间谍,并不在孙子的兵法中。司马光费尽心思编纂《资治通鉴》,试图从历史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可是面对大宋的入不敷出,他也是束手无策,还不如又臭又硬的王安石敢闯能干。

挖郑国渠、灵渠,修驰道、直道,筑长城,统一度量衡和文字,这些工程的难度自不必说,单单是每天批阅120斤竹简,就没几个人能坚持下来。秦始皇的这些作为,不是读书就可以想到、就会做、就能做的。孔子留下的语录被传颂至今,而秦始皇留下的,却几乎都是孔子及其弟子所想象不到的宏大事业。只有亲临碣石,才知道沧海的广袤和汹涌。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和康有为一同逃到日本,一心想着归国勤王、保卫光绪,被称为保皇派。虽然梁启超后来放弃“保皇”,但仍宣称辛亥革命是“复仇主义”,指责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是向下等人博取同情,他完全没有想到革命的步伐原来可以这么快。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梁启超觉得只有袁世凯能掌控局面,想借以实现他的“立宪”理想,不计旧恨,主动投靠,袁世凯也趁势委以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之职。当发现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梁启超毅然倒戈,积极配合门生蔡锷,一明一暗、一文一武,发起护国运动。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加入段祺瑞政府,极力推行“立宪”。直到段祺瑞倒台,梁启超才终于心灰意冷,退出政坛。

梁启超在几十年的政治洪流中,“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始终被老谋深算的军阀、官僚玩得团团转,几乎没有什么作为。理想可以纯洁、丰满,但现实总是危机四伏,洁身自好既无法成事,也难以自保。再返回去看看秦始皇的权术和手段,就不得不叹服,书生的理论,在现实面前,是多么幼稚和无力。

串城街就是一个“串串街”,遍布小吃,除了“秦始皇出生地”,街两侧还分布有回车巷、邯山书院、慈禧行宫,都是附会野史传说、吸引游人的。看着崭新的古建筑和攒动的人群,我们失望而归。

母亲喜欢历史,喜欢听汉唐的盛衰,聊晚清和民国,尤其喜欢看红色故事。我觉得大部分红色故事编的太幼稚、太浅薄,怎么会有人喜欢这么假的故事。但是,仔细想想,这些故事,和秦始皇、孔子的传说,有什么区别呢?有人质疑几十年前的四渡赤水、朝鲜战争,却相信两千年前的焚书坑儒、沙丘之谋,凭什么呢?

故事的真伪,与故事的逻辑,是两回事,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其实是讲故事的逻辑。是谁在讲故事?为什么会讲这样一个故事?讲给谁听?故事里的因果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在故事里会是哪种角色?我们会怎么讲这个故事?

雄赳赳的皇帝车队匆匆而过,邯郸城东、沙丘宫南的一介草民,伫立观望,片刻沉默后,他弯下腰,继续侍弄脚下的青苗,不远处的城门外,有人正华服霓裳,手捧竹书,翘首以待,期盼皇帝召见。

竹书上,正是他们编写的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