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2015年,新世纪商场的北楼还没有落成,那里还是一片古老的办公楼,我从那里路过,看到一辆捷豹缓缓停下,驾驶员下来打开主驾后边的车门,一个个头不高的中年人不紧不慢地下来,把呢大衣的衣领竖起来,走向办公楼。

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了所谓的“气场”。其实他的衣着、动作、眼神等等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就是能给人一种“力量感”,或者“压迫感”。

网络上有很多提升气场的诀窍,比如身体要打开、舒展、避免防御姿势,动作要稳、轻,目光要聚焦、直视对方,讲话要慢、确定、有顿挫、不重复等等,但这都是一种外在的、技巧性的“演技”。真正的气场,来自“底气”,反映的是一种冷静和从容。

说话只要声音一低,你的声音就会有磁性,说话只要一慢,你就会有气质,你敢停顿就能显示出权威,任何时候都不要紧张,永远展现出舒适放松的状态。您永远把任何您想接触的人当成老朋友交谈就行了。 (稻盛和夫)

这种冷静和从容,未必不是装出来的。但是,做事多了,阅历丰富,在别人看来泰山压顶、势不可挡,而身经百战者,对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心中有数,就可以做到处变不惊,能够“掌握主动权”,拥有“现实扭曲力场”,让事情按照自己的预期发展,游刃有余,这是一种“强势文化”的表现。

现实扭曲力场是几种因素的混合物,其中包含了极富魅力的措辞风格、不屈的意志和让现实屈从于自己意图的热切渴望。 (《乔布斯传》)

“强势文化”出自《遥远的救世主》,指的是尊重规律、在规则内行事的文化,因为通晓规律和规则,对事情的发展了然于胸,能够掌握主动权。相反,“弱势文化”,是期待救世主、乞求破格的文化,自以为不受规则约束就是强者,其实他们知道自己在游戏规则内无获胜把握,只能寄希望于强者的庇护,或者干脆破坏规则,强取豪夺,明目张胆地做强盗。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宪政,就是强势文化,而我们仰赖“青天大老爷”做主,则是典型的弱势文化。“青天大老爷”往往遥不可及,救世主只能是我们自己。

《遥远的救世主》里还有一个情节,肖亚文违约清退仓库,马总不但没有收肖亚文的违约金,在退还租金后,又倒付一个月的违约金,赚得一次人情。而在另一边,又把违约金转嫁给急着租仓库的客户,表示付额外费用才有劝退原租户的机会,又赚得一次人情。马总掌控了事情的发展,让双方还都觉得主动权在自己,皆大欢喜,处理的非常高明。

做每一件事,都是一次历练“强势心态”的机会,都可以化被动为主动。1801年3月3日,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其任期(1797年-1801年)的最后一天午夜,突击任命了42位治安法官,但因疏忽和忙乱有17份委任令在卸任之前没能及时发送出去,继任的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让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将这17份委任状统统扣发。威廉·马伯里即是被亚当斯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任命、而没有得到委任状的17人之一。马伯里等3人在久等委任状不到、并得知是为麦迪逊扣发之后,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审理该案的法官约翰·马歇尔,在判决中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申诉人马伯里是否有权利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状?

第二,如果申诉人有这个权利,而且这一权利受到侵犯时,政府是否应该为他提供法律救济?

第三,如果政府应该为申诉人提供法律救济,是否是该由最高法院来下达执行令,要求国务卿麦迪逊将委任状派发给马伯里?

对于第一个问题,马歇尔指出:

本院认为,委任状一经总统签署,任命即为作出;一经国务卿加盖合众国国玺,委任状即为完成。既然马伯里先生的委任状已由由总统签署,并且由国务卿加盖了国玺,那么,他就已经被任命了;因为创设该职位的法律赋予该官员任职5年,不受行政机关干预的权利,所以,这项任命是不可撤销的,而且赋予该官员各项法律上的权利,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拒发他的委任状,在本法院看来不是法律所授权的行为,而是侵犯了所赋予的法律权利。

对于第二个问题,马歇尔的回答也是肯定的:

每一个人受到侵害时都有权要求法律的保护,政府的一个首要责任就是提供这种保护。合众国政府被宣称为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如果它的法律对于侵犯所赋予的法律权利不提供救济,它当然就不值得这个高尚的称号。如果要除去我们国家法律制度的这个耻辱,就必须从本案的特殊性上做起。

那么,按照这个思路和逻辑继续推论下去的话,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马歇尔似乎理所当然地就该宣布应由最高法院向国务卿麦迪逊下达强制执行令,让马伯里官复原职、走马上任。可是,马歇尔在此突然一转,他引证宪法第3条第2款说:“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以及以州为一方当事人的一切案件,最高法院具有原始管辖权(original jurisdiction)。对上述以外的所有其他案件,最高法院具有上诉管辖权。”也就是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当事人既非外国使节,也不是州政府的代表,所以最高法院对这类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没有初审权。马伯里告状告错地方了。按照宪法规定的管辖权限,马伯里应当去联邦地方法院去控告麦迪逊。如果此案最终从地方法院逐级上诉到最高法院,那时最高法院才有权开庭审理。

可是,马伯里高薪聘请的律师、前任联邦总检察长查尔斯·李并非不懂诉讼程序的外行,他之所以一开始就把马伯里的起诉状直接递到了联邦最高法院,依据的是国会1789年9月通过的《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

针对这个问题,马歇尔解释说:

《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是与宪法相互冲突的,因为它在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向政府官员发出执行令时,实际上是扩大了宪法明文规定的最高法院司法管辖权限。如果最高法院执行《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那就等于公开承认国会可以任意扩大宪法明确授予最高法院的权力。

马歇尔认为:

(此案的关键性问题在于)是由宪法控制任何与其不符的立法,还是立法机构可以通过一项寻常法律来改变宪法。在这两种选择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宪法或者是至高无上、不能被普通方式改变的法律,或者它与普通法律处于同一水准,可以当立法机构高兴时被改变。如果是前者,那么与宪法相互冲突的立法法案就不是法律;如果是后者,那么成文宪法就成为人们的荒谬企图,被用来限制一种本质上不可限制的权力。

宪法构成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断定法律有效或无效显然是司法部门的职权和责任。

据此,马歇尔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因违宪而被取消。

马伯里若要从基层法院一级一级地上诉到最高法院,耗时太久,他只好撤回了起诉。

从表面上看,联邦党人马伯里没当成法官,麦迪逊国务卿也没送出扣押的法官委任令,马歇尔含糊地推掉了这个官司。但实际上,马歇尔是此案真正的大赢家。首先,马歇尔通过此案向国家立法机构国会宣布:不仅宪法高于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符合宪法这个至关重要的权力也与立法部门无关。其次,马歇尔通过此案向国家最高行政部门宣布: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属于司法部门,最高法院有权判定法律是否违宪,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了“最终立法权”。

一方面,马歇尔因为宣布《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因违宪而被取消的做法是对最高法院自身权限的限制,所以国会找不出任何借口与最高法院对抗,也没有任何理由弹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另一方面,马歇尔虽然宣布司法部门有权判定行政当局的行为是否违宪,但他并没有向麦迪逊国务卿发出执行令,只是建议马伯里去下级法院控告麦迪逊。这样,行政当局同样找不出任何借口与最高法院过不去,也根本无法挑战马歇尔大法官的裁决。实际上,杰弗逊等民主共和党人已经有所准备,即便是最高法院下了执行令他们也不会执行。但马歇尔在为马伯里正名争气的同时,避开了民主共和党人所设的陷阱,把判决转向法律与宪法孰重孰轻这一更重要的问题。

根据本案逐渐确立的联邦法院司法审查权包括相当丰富的内容:第一,联邦法院是联邦立法和行政部门立法和行为合宪性的最终裁定者;第二,联邦法院是州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立法和行为合宪性的最终裁定者;第三,联邦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审查州法院的刑事与民事程序法规,以确定这些程序法规是否符合联邦宪法的要求。

通过对马伯里案的裁决,马歇尔加强了联邦司法部门与其他两个政府部门相抗衡的地位,使司法部门开始与立法和行政两部门鼎足而立,同时增强了联邦最高法院作为一个政府机构的威望与声誉,使最高法院成为宪法的最终解释者。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收场后,杰弗逊总统极为恼火。在杰弗逊看来,行政、立法与司法部门之间应当是一种三权分立、平起平坐的关系,司法部门怎么能凭借司法审查权高人一等呢?杰弗逊认为:“宪法没有赋予法官替执法部门决策的权力,就像执法部门无权为法官作决定一样。在各自负责的领域,两个机构彼此平等独立”。“宪法欲使政府各协作部门之间相互制衡。但是,如果授权法官决定法律是否违反宪法,使法官不仅在司法部门的地盘自行其是,而且还在立法和执法部门的行动范围独断专行,那将使司法部门成为一个专制暴虐的机构”。

杰弗逊总统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治现实的考虑。如果联邦党人控制下的最高法院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司法审查权推翻民主共和党国会制定通过的重要法律,那么,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就会因党派斗争而陷入瘫痪。即使国会能够启动宪法程序弹劾最高法院大法官,但结果将是彻底削弱最高法院的政治地位和司法权威。无论发生何种情况,一场宪法危机似乎已在劫难逃。

然而,政治的奥秘在于妥协。尽管杰弗逊总统忧心忡忡,但出乎意外的是,在马歇尔大法官领导之下,联邦最高法院自我约束,见好就收,并没有单纯从党派利益出发利用司法审查权与杰弗逊总统和民主共和党人死拼硬抗,频繁地否决新国会的立法,使最高法院成为“专制暴虐的机构”。1803年3月2日,即马伯里案结束六天之后,在审理Stuart v. Laird案时,联邦党人控制下的最高法院妥协退让,承认了《1802年司法条例》的合宪性。更为重要的是,在马伯里案之后的30余年中,马歇尔法院再也没动用过司法审查权。而杰弗逊在8年任期内也表现出大局为重和超越党派分歧的宪政精神,保留了联邦党人在加强联邦权威方面的主要建树。

相比而言,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调查委员会UNSCOP成立,犹太人主动配合他们的工作,阿拉伯则团体抗议、抵制。其实,阿拉伯人完全可以联合起来利用好这个机会,提出自己的诉求,积极争取委员会的支持。不应该忽视或轻视任何一个可以发挥作用、展现影响力的平台和框架,平台和框架就是机会,搞定他,为我所用,就有机会争取到主动。

法律和秩序都是用来保护弱者的,没有这些制度的约束,普通人的境况只会更差。所以,这个社会对于强者而言更加不公平,他们被迫放弃了更多的资源。普通人怨天尤人,仿佛没有制度,他们就能脱颖而出,实际上限制他们的,不是制度,而是他们自身的能力,没有制度,他们会更惨。

努力学习,终于通过高考考上大学,走出了农村,走进了城市,父母也因为条件改善离开农村,这些看似都是个人、家庭奋斗的结果,经历了一些事才发现,这是政府的规划:扩招、城镇化。这些结果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你努力,而是因为你是被规划的。但这终究是个风口,站在风口,才有机会飞起来。

所谓“精致利己”的人,都爱聊房子孩子票子车子,这和另一些人喜欢谈文艺谈科学谈人生谈理想一样,无可厚非,无非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已,谁也没资格看不起和自己聊不到一块的人。而且,话题总是围绕文艺、科学、人生、理想的人,和孔乙己一样有些酸气。“精致利己主义者”比那些把“国家民族”挂在嘴上的人更现实,更能做成一些事,只是,现实让他们无力“兼济天下”。

应该让孩子觉得,做某一件事,是自己的选择,是自己想做,而不是受别人强迫或不得不做;同时,要让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把事情做好,这样才会全力以赴,而不仅仅是“尝试一下”。

有时候,我也会想,马歇尔在做判决的时候,会不会心虚?他是不是在“假装”可以控制局面?伯南克在《行动的勇气》中坦诚,雷曼倒闭时,他和幕僚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他们必须假装有能力拯救雷曼,还让人们相信美联储之所以没有出手相救,是为了规避所谓“道德风险”。即使经常和他们打交道的高管和银行家,也认为他们是故意不救雷曼的,所以才指责美联储后来斥巨资拯救美国国际集团的行为,“你们根本没有规则,你们是在游戏过程中制订规则”。当他们真的开始拯救美国国际集团时,有记者终于发现了他们的无能,发文章声称,美联储是在避免犯1929年的错误,他们要犯创新的错误。马歇尔装的更彻底,赢了。有时候在路上看到有人衣衫不整、形容憔悴,我就想,人还是不能让自己显的太落魄,要自己看得起自己,装,也要使自己像个人物。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也许,“气场”真的就是装出来的。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