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2015年，新世纪商场的北楼还没有落成，那里还是一片古老的办公楼，我从那里路过，看到一辆捷豹缓缓停下，驾驶员下来打开主驾后边的车门，一个个头不高的中年人不紧不慢地下来，把呢大衣的衣领竖起来，走向办公楼。

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了所谓的“气场”。其实他的衣着、动作、眼神等等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就是能给人一种“力量感”，或者“压迫感”。

网络上有很多提升气场的诀窍，比如身体要打开、舒展、避免防御姿势，动作要稳、轻，目光要聚焦、直视对方，讲话要慢、确定、有顿挫、不重复等等，但这都是一种外在的、技巧性的“演技”。真正的气场，来自“底气”，反映的是一种冷静和从容。

说话只要声音一低，你的声音就会有磁性，说话只要一慢，你就会有气质，你敢停顿就能显示出权威，任何时候都不要紧张，永远展现出舒适放松的状态。您永远把任何您想接触的人当成老朋友交谈就行了。 (稻盛和夫)

这种冷静和从容，未必不是装出来的。但是，做事多了，阅历丰富，在别人看来泰山压顶、势不可挡，而身经百战者，对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心中有数，就可以做到处变不惊，能够“掌握主动权”，拥有“现实扭曲力场”，让事情按照自己的预期发展，游刃有余，这是一种“强势文化”的表现。

现实扭曲力场是几种因素的混合物，其中包含了极富魅力的措辞风格、不屈的意志和让现实屈从于自己意图的热切渴望。 (《乔布斯传》)

“强势文化”出自《遥远的救世主》，指的是尊重规律、在规则内行事的文化，因为通晓规律和规则，对事情的发展了然于胸，能够掌握主动权。相反，“弱势文化”，是期待救世主、乞求破格的文化，自以为不受规则约束就是强者，其实他们知道自己在游戏规则内无获胜把握，只能寄希望于强者的庇护，或者干脆破坏规则，强取豪夺，明目张胆地做强盗。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宪政，就是强势文化，而我们仰赖“青天大老爷”做主，则是典型的弱势文化。“青天大老爷”往往遥不可及，救世主只能是我们自己。

《遥远的救世主》里还有一个情节，肖亚文违约清退仓库，马总不但没有收肖亚文的违约金，在退还租金后，又倒付一个月的违约金，赚得一次人情。而在另一边，又把违约金转嫁给急着租仓库的客户，表示付额外费用才有劝退原租户的机会，又赚得一次人情。马总掌控了事情的发展，让双方还都觉得主动权在自己，皆大欢喜，处理的非常高明。

做每一件事，都是一次历练“强势心态”的机会，都可以化被动为主动。1801年3月3日，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其任期（1797年－1801年）的最后一天午夜，突击任命了42位治安法官，但有17份委任令在卸任之前没能及时发送出去，继任的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让詹姆斯·麦迪逊将这17份委任状统统扣发。威廉·马伯里得知自己的委任状被扣发，就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起诉麦迪逊。那时的最高法院虽然拥有司法权，但根本无力制衡总统手中的行政权。马伯里着实给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出了一道难题：

“我们是否有权利得到委任状？”

“是的，任命已经生效，而且不可撤销，你们应该得到委任状。”

“那么，我们的权利已经被侵犯，法律是不是站在我们这边？”

“是的，法律应该保护你们的权利。”

“好的，请下令让政府将委任状发给我们吧。”

马歇尔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如果最高法院真的向政府下达强制执行令，杰斐逊和麦迪逊根本不会搭理他，他已经想好了推辞：

“按照宪法第3条第2款，只有涉及大使、领事的案件，最高法院才有初审权，其他案件只有上诉管辖权。你们应该去地方法院起诉麦迪逊，他们搞不定，你们再逐级上诉到最高法院，这样我们才有权开庭。”

不料，马布里也是有备而来：

“但是，根据国会1789年9月通过的《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最高法院对本案件拥有初审权，而且有权向政府官员发出执行令，我们直接在最高法院起诉麦迪逊是符合法律程序的。”

马歇尔心中一惊，但面不改色，稳了稳心神，开始长篇大论：

《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是与宪法相互冲突的，因为它在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向政府官员发出执行令时，实际上是扩大了宪法明文规定的最高法院司法管辖权限。如果最高法院执行《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那就等于公开承认国会可以任意扩大宪法明确授予最高法院的权力。

(本案的关键性问题在于)是由宪法控制任何与其不符的立法，还是立法机构可以通过一项寻常法律来改变宪法。在这两种选择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宪法或者是至高无上、不能被普通方式改变的法律，或者它与普通法律处于同一水准，可以当立法机构高兴时被改变。如果是前者，那么与宪法相互冲突的立法法案就不是法律；如果是后者，那么成文宪法就成为人们的荒谬企图，被用来限制一种本质上不可限制的权力。

宪法构成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断定法律有效或无效显然是司法部门的职权和责任。

最后，马歇尔宣布：

“《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违宪，本院宣布其无效，立即予以取消。”

马伯里想了想，从基层法院一级一级地上诉到最高法院，耗时日久，黄花菜都凉了，马歇尔这是没有手段、借故推诿，即使官司再打到他这里，估计到时候还会有一番说辞，他无奈撤回了起诉。

马歇尔面无表情地敲了一下木槌宣布结案。就这样，马歇尔为最高法院争取到了宪法的“最终解释权”，重申了“宪法高于一切法律”，为各级法院争取到了“司法审查权”，法院有权裁定各级议会立法和各级政府行为是否符合联邦宪法，并有权撤销违宪的法条，这相当于掌握了“最终立法权”。

杰弗逊总统听说了极为恼火，行政、立法与司法部门之间三权分立，是平起平坐的关系，最高法院哪里有权审查国会的立法？以后政府按照议会的立法行政，如果最高法院认为法案无效，那究竟是应该实施还是不应该实施？法律的权威何在？

意外的是，在马歇尔领导之下，联邦党人控制的最高法院见好就收，并没有单纯从党派利益出发利用司法审查权与杰弗逊总统、民主共和党人死拼硬抗，频繁地否决议会的立法。1803年3月2日，即马伯里案结束六天之后，在审理Stuart v. Laird案时，最高法院妥协退让，承认了《1802年司法条例》的合宪性。而且在此之后的30余年中，马歇尔法院再也没动用过司法审查权。而杰弗逊在8年任期内也表现出大局为重和超越党派分歧的宪政精神，保留了联邦党人在加强联邦权威方面的主要建树。

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调查委员会UNSCOP成立，犹太人主动配合他们的工作，阿拉伯则团体抗议、抵制。其实，阿拉伯人完全可以联合起来利用好这个机会，提出自己的诉求，积极争取委员会的支持，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游戏规则。不应该忽视或轻视任何一个可以发挥作用、展现影响力的平台和框架，平台和框架就是机会，搞定他，为我所用，就有机会争取到主动。

法律和秩序都是用来保护弱者的，没有这些制度的约束，普通人的境况只会更差。所以，这个社会对于强者而言更加不公平，他们被迫放弃了更多的资源。普通人怨天尤人，仿佛没有制度，他们就能脱颖而出，实际上限制他们的，不是制度，而是他们自身的能力，没有制度，他们会更惨。

努力学习，终于通过高考考上大学，走出了农村，走进了城市，父母也因为条件改善离开农村，这些看似都是个人、家庭奋斗的结果，经历了一些事才发现，这是政府的规划：扩招、城镇化。这些结果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你努力，而是因为你是被规划的。但这终究是个平台和风口，假装你会飞，也应该站在风口，这样才有机会真正飞起来。

所谓“精致利己”的人，都爱聊房子孩子票子车子，这和另一些人喜欢谈文艺谈科学谈人生谈理想一样，无可厚非，无非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已，谁也没资格看不起和自己聊不到一块的人。而且，话题总是围绕文艺、科学、人生、理想的人，和孔乙己一样总有些酸气。“精致利己主义者”比那些把“国家民族”挂在嘴上的人更现实，他们一心想着自己，不怯人、不怯场，更善于利用游戏规则，更能做成一些事。

应该让孩子觉得，做某一件事，是自己的选择，是自己想做，而不是受别人强迫或不得不做；同时，要让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把事情做好，这样才会全力以赴，而不仅仅是“尝试一下”。

有时候，我也会想，马歇尔在做判决的时候，会不会心虚？他是不是在“假装”可以控制局面？伯南克在《行动的勇气》中坦诚，雷曼倒闭时，他和幕僚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他们必须假装有能力拯救雷曼，还让人们相信美联储之所以没有出手相救，是为了规避所谓“道德风险”。即使经常和他们打交道的高管和银行家，也认为他们是故意不救雷曼的，所以才指责美联储后来斥巨资拯救美国国际集团的行为，“你们根本没有规则，你们是在游戏过程中制订规则”。当他们真的开始拯救美国国际集团时，有记者终于发现了他们的无能，发文章声称，美联储是在避免犯1929年的错误，他们要犯创新的错误。马歇尔装的更彻底，赢了。有时候在路上看到有人衣衫不整、形容憔悴，我就想，人还是不能让自己显的太落魄，要自己看得起自己，装，也要使自己像个人物。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也许，“气场”真的就是装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