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条件、同样的一件事,有些人疑虑重重,裹足不前,有些人却信心十足,跃跃欲试。一个人的信心从哪里来?是鸡汤?是其他人的支持?还是某种精神力量?

其实,信心并不是一种精神力量,而只是反映了一个人做事的习惯和方法。

克林顿告诉伯南克,人们对不确定的东西都会感到害怕,需要有人向他们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事情,就会变得有信心。

盲目乐观或高喊几句“我相信”的口号,并无助于理解和解决难题,也不能说服他人支持你。

伊利诺伊大学Dolores Albarracin教授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那些问自己能否胜任一项工作的人通常比那些告诉自己能胜任这顶工作的人干得更好。Albarracin的小组对50名自愿者进行了调查,鼓励他们用一分钟的时间考虑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或确切地告诉自己能够胜任。参与者的表现显示,在颠倒字母和重新组词的比赛中,那些问自己能否胜的人比那些告诉自己能胜任的人做的更好。进一步的试验让参与测试者在执行任务前先写一句话,写“我能”,或者写“我能吗?”尽管两组人都不知道要完成的工作是什么,但写“我能吗?”这组的测试者完成工作的效果比另一组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阿尔瓦拉辛教授的研究小组怀疑这与问题带来的潜意识暗示有关。“我能吗?”这个问题会产生自我鼓励的作用。Albarracin说:“流行的看法是,自我肯定能够提高人们达到目标的能力。但现在看来,面对一项具体工作时,问自己能否做到是一个更能使自已实现愿望的方法。”

建立信心的起点是质疑,搞清楚哪些事情办不到、哪些事情不可靠。你需要列出难点和风险清单,给出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法,做出可以实现的方案,到了这一步,信心是水到渠成的事。像鸵鸟一样试图无视风险、埋起头来拼命往前拱,几乎肯定会撞到石头上去。

信心来自对事情发展和应对措施了然于胸的基础之上。

1944年5月15日,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亲临圣保罗学校,听取霸王行动的最后一次汇报。艾森豪威尔讲了不到十分钟,之后是三位司令,其中蒙哥马利的汇报清晰、平静而又深思熟虑,一点儿都不卖弄,也没有缩小任务的困难程度,总的观点就是“他可以成为隆美尔的对手”,“这是一场正常的军事行动,一定会成功。如果谁对比还有怀疑,那么请他留在后方好了。”

不只一名在场的将军表示,蒙哥马利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一切成竹在胸、没有什么可质疑的样子。

这是因为,霸王行动已经针对所有的质疑和建议做了充分讨论,针对所有的风险和威胁做了充分评估。如果只是高喊反攻欧洲的口号,没有这样一套方案,怎么会有信心光复法兰西?

面对一个陌生和不确定的领域,怎么迅速地找到关键问题呢?可以去请教有经验的人,可以去读专著,自己动手做方案。但更可靠的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能把事情处理好的人和团队。

士兵们选择相信将军,法国大众选择相信戴高乐,尼米兹选择相信莱顿和罗彻福特,这是因为将军有打胜仗的经验,戴高乐有光复法国的方案,莱顿和罗彻福特有详细的情报分析。

信心有一种自反馈机制。1929年,部分银行的破产造成大众对整个银行体系的不信任,引发了挤兑,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财长保尔森处理金融危机时,要求国会给财政部无限制的权力,他表示,如果国会给他足够大的权力,市场就会建立信心,这种信心就可以拯救市场而不必动用无限权力。他的前任,鲁宾在处理1998年金融风暴时,也说:如果救市资金足够多,市场的信心会使财政部不需要真正投入那么多资金。如果你的方案足够详细和全面,就会有人来支持你,投入更多的资源,更进一步增强你的信心和实力。

有了方案,有了信心,就可以干起来了。民国初年,按照《临时约法》,唐绍仪试图借内阁制衡袁世凯,真正走向共和。虽然袁世凯步步紧逼,唐绍仪、宋教仁、蔡元培等内阁大员仍有与袁世凯周旋的本钱和实力,却突然丧失了决心和耐心,忿然出走,放弃了内阁,放弃了国会,退出竞逐场,葬送了共和。这些学者把政治想得过于“理想”,稍有“不理想”,就洁身自好,挂靴而去。其实,很多事情都是长时间“悬而不决”的,政治尤其如此。只要认定了正确的方向,就大可以“埋头苦干”,耐心地分析和解决具体的问题,把事情做起来,日拱一卒,功不唐捐。信心只是开始,决心和耐心才是关键。

但这并不总是有效,蒙哥马利发起了市场花园行动,一如既往地事无巨细,一如既往地成竹在胸,却遭到惨败:德国的溃兵一样有事无巨细的应对方案和满满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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