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书店的五大类读物:垃圾鸡汤心理学书籍,无用理论成功学教程,乏味扯淡悬疑类小说,放下减法老和尚语录,不咸不淡大人物传记。

这最后一类里,常见巴菲特、索罗斯、李嘉诚、马云、任正非、胡雪岩等等大佬们的八卦和所谓投资、致富之道,都是狐假虎威,出版商借名气揽钱而已。想要知道怎么创业和投资,除了埋头苦干,还是要系统了解经济、金融、管理,哪怕是入门级别的教材,比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希勒的《非理性繁荣》、吉多的《成功的项目管理》,只要能知之一二、行之一二,就能大幅提高自己做事的水平。

除了这些富豪,曾国藩、王阳明的传记,版本也特别多,而且特别厚,一看就像是有“大智慧”的样子,翻开看几页,这些“智慧”还特别容易懂,似乎马上就能用。曾国藩是晚清重臣,以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为最大业绩,只要看过他的一点点文字,就会发现,他不过是一名圆滑、世故、愿意认真做事的官僚,既非圣人,也没有可以传世的思想。所有关于曾国藩的书,直接扔了吧,倒是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作者个人的阅历和感悟浸润其中,真实、丰富、深刻,值得一读。

和曾国藩不同,王阳明是被封了圣的,有他自己的所谓“心学”。弟子们给他攒了一部《传习录》,试图比肩《论语》。但是这些古书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只讲结论,没有实证、没有论证,最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类比,东扯西扯,很难搞明白他们到底想说什么。按照老先生们的研究和总结,“心学”包含了“心即是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些思想,都是从修身、伦理方面来解释的。实际上,在翻看了《传习录》后,我认识到,大部分关于王阳明的书,都热衷于他建功立业的逸闻趣事,讲起心学都没说到点子上。

王阳明的所谓“心学”,其实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它看起来像鸭子、游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么它就是只鸭子。(Duck Test)

一个人的思想反映在行为上,通过行为表现出来。《传习录》第一篇就讲了: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甚至还难得的举例说明:

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

也就是说,“知行合一”不是一种行为要求,不是让人“言行一致”,而是对知与行之间关系的客观描述。如果“行”和宣称的“知”不一致,那么“行”所反映的“知”才是此人内心真正的“知”。言行可能不一致,但知行总是合一的。

知行合一,就是建立一套理论(知),在工作、生活中去应用、验证(行),如果发现“知不能行”,就重新思考、做出修正(合一),形成新的理论。所谓的“心学”,仅此而已。读王阳明,不如读点中学的物理、化学、生物,这些才是真正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学问。阳明先生如果能读到《费曼物理学讲义》,估计会把他自己那套东西扔垃圾堆里。

有时候,自以为的“知”,其实未必是“真知”。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十多年里,去了很多地方,涨了很多见识。辛亥革命后回国,自视甚高,称“非国务大臣不做”,两度出任阁员,还当上了民国财政总长,但只做了几个月,便撂挑子、辞职不干了,“任公当财长,任内未能兴一利,革一弊”。“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周善培)。

梁启超学识广博,20世纪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些中文词汇,比如“政治”、“经济”、“哲学”、“民主”、“宪法”、“组织”等,都是他最早从日语引入中国的。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他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领袖来接待。在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茶坑村,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抗战时期,扫荡的日军经过茶坑村,听说这是梁启超的故乡,就绕道而去,因此保全了整个村庄。

但真正做起事来,梁启超远远比不上他看不起的李鸿章,也不如袁世凯,甚至不如段祺瑞。民国财政史专家贾士毅在梁启超决意不再做官后拜访他,梁启超坦言:“从民国二年秋间参加熊内阁主持司法部,直到民国六年夏天在段内阁担任财政总长,对于政事都没有一件收到积极的效果,可说是自己没有做好,所以也就不愿再发表什么政论,免得给人家说闲话。”

理论终究是理想化的,只有把事情做起来,才会知道其中的阻力和难度。对于那些指点江山、口水横飞的键政青年们,首先得看看他们做过什么事、做成过什么事。

知行总合一,没有行,也就是没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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