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总合一

机场书店的五大类读物：垃圾鸡汤心理学书籍，无用理论成功学教程，乏味扯淡悬疑类小说，放下减法老和尚语录，不咸不淡大人物传记。

这最后一类里，常见巴菲特、索罗斯、李嘉诚、马云、任正非、胡雪岩等等大佬们的八卦和所谓投资、致富之道，都是狐假虎威，出版商借名气揽钱而已。想要知道怎么创业和投资，除了埋头苦干，还是要系统了解经济、金融、管理，哪怕是入门级别的教材，比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希勒的《非理性繁荣》、吉多的《成功的项目管理》，只要能知之一二、行之一二，就能大幅提高自己做事的水平。

除了这些富豪，曾国藩、王阳明的传记，版本也特别多，而且特别厚，一看就像是有“大智慧”的样子，翻开看几页，这些“智慧”还特别容易懂，似乎马上就能用。曾国藩是晚清重臣，以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为最大业绩，只要看过他的一点点文字，就会发现，他不过是一名圆滑、世故、愿意认真做事的官僚，既非圣人，也没有可以传世的思想。所有关于曾国藩的书，直接扔了吧，倒是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作者个人的阅历和感悟浸润其中，真实、丰富、深刻，值得一读。

和曾国藩不同，王阳明是被封了圣的，有他自己的所谓“心学”。弟子们给他攒了一部《传习录》，试图比肩《论语》。但是这些古书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只讲结论，没有实证、没有论证，最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类比，东扯西扯，很难搞明白他们到底想说什么。按照老先生们的研究和总结，“心学”包含了“心即是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些思想，都是从修身、伦理方面来解释的。实际上，在翻看了《传习录》后，我认识到，大部分关于王阳明的书，都热衷于他建功立业的逸闻趣事，讲起心学都没说到点子上。

王阳明的所谓“心学”，其实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它看起来像鸭子、游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么它就是只鸭子。(Duck Test)

一个人的思想反映在行为上，通过行为表现出来。《传习录》第一篇就讲了：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甚至还难得的举例说明：

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

也就是说，“知行合一”不是一种行为要求，不是让人“言行一致”，而是对知与行之间关系的客观描述。如果“行”和宣称的“知”不一致，那么“行”所反映的“知”才是此人内心真正的“知”。言行可能不一致，但知行总是合一的。

知行合一，就是建立一套理论(知)，在工作、生活中去应用、验证(行)，如果发现“知不能行”，就重新思考、做出修正(合一)，形成新的理论。所谓的“心学”，仅此而已。读王阳明，不如读点中学的物理、化学、生物，这些才是真正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学问。阳明先生如果能读到《费曼物理学讲义》，估计会把他自己那套东西扔垃圾堆里。

有时候，自以为的“知”，其实未必是“真知”。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十多年里，去了很多地方，涨了很多见识。辛亥革命后回国，自视甚高，称“非国务大臣不做”，两度出任阁员，还当上了民国财政总长，但只做了几个月，便撂挑子、辞职不干了，“任公当财长，任内未能兴一利，革一弊”。“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周善培)。

梁启超学识广博，20世纪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些中文词汇，比如“政治”、“经济”、“哲学”、“民主”、“宪法”、“组织”等，都是他最早从日语引入中国的。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他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领袖来接待。在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茶坑村，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抗战时期，扫荡的日军经过茶坑村，听说这是梁启超的故乡，就绕道而去，因此保全了整个村庄。

但真正做起事来，梁启超远远比不上他看不起的李鸿章，也不如袁世凯，甚至不如段祺瑞。民国财政史专家贾士毅在梁启超决意不再做官后拜访他，梁启超坦言：“从民国二年秋间参加熊内阁主持司法部，直到民国六年夏天在段内阁担任财政总长，对于政事都没有一件收到积极的效果，可说是自己没有做好，所以也就不愿再发表什么政论，免得给人家说闲话。”

理论终究是理想化的，只有把事情做起来，才会知道其中的阻力和难度。对于那些指点江山、口水横飞的键政青年们，首先得看看他们做过什么事、做成过什么事。

知行总合一，没有行，也就是没有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