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糟糟的大革命
如果只看历史课本，法国大革命似乎很符合所谓历史规律，革命的爆发水到渠成，革命的过程波澜壮阔，有因有果，合情合理。最近认真看了一些关于大革命的资料，包括《旧制度与大革命》、《群体心理学与大革命》、维基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日志等，发现大革命非常混乱，不止大革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事件都非常混乱，因果关系是历史学家根据需要编排的。
大革命源于理性，过程却几乎完全是狂热、非理性的，最后戛然而止，似乎意犹未尽，因为革命民众折腾太久、疲于奔命才缓和下来。
《旧制度与大革命》描述了革命爆发前法国各级政府的种种弊端，似乎这是革命爆发的原因，但所有掌权时间够长的政府，都有臃肿、低效和腐败的现象，包括现代的美国。
大革命的起源并非普通民众。先是社会活动家指出了旧制度的弊端，提出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描绘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契约社会前景；随后，俱乐部采用煽动性的口号和活动吸引了相当多的成员；最后，地痞流氓、亡命徒和死囚犯充当急先锋，普通民众试图浑水摸鱼也卷入其中。
大革命就这样爆发了，民众在巴黎各处搜获了3.2万支枪和12门大炮，搜到废厅时，有人忽然大喊“去巴士底监狱”，“那里有火药”。于是，954名“革命党人”——最大的72岁，最小的8岁——开始攻打巴士底狱。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这么偶然。
伤亡上百人后，巴士底狱被砸开，此时狱中共有七名犯人：两个精神病患者，四个假证贩子，还有一个是被判“放荡罪”的大名鼎鼎的变态萨德侯爵。巴士底狱监狱长洛奈侯爵在乱中不小心撞到一个厨子身上，这个厨子本来并非革命者，他只是出门散步时看到很多人冲向巴士底狱，就好奇地跟着凑热闹，却恰好被侯爵撞上，民众因此而提出：让这个被撞的厨子动手，割断狱长的喉咙。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这么玩笑。
民众们把洛奈侯爵的头颅割下，穿在长矛上绕城游行。据说，当监狱被砸开时，侯爵正在为一名精神病患者擦口水，他转身示意大家不要大声喧哗，避免刺激到病人，然而转瞬之间，善良的侯爵就被喧哗淹没，身首异处。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这么血腥。(举着反对派头颅游行成为大革命的例行活动，后来，真实的头颅被蜡像模型替代，制作这些“人头蜡像”的，就是“杜莎夫人蜡像馆”的“杜莎夫人”。)
实际上，普通民众虽然对王权、对自身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等等有种种不满，却无意或无力造反，他们想要稳定和秩序，甚至还乞求从国王那里领取救济。路易十六虽然生活奢侈、对腐败治理不力，但并不残暴，其罪不至于亡国丧命；他尊重民众的言论自由和个人权利，拒绝因言治罪，很少签署逮捕令，并且曾要求拆除巴士底狱；他鼓励向民众开放公共设施，并尝试改革，试图废除贵族特权和过重的赋税。此外，美国独立战争能胜利，也离不开路易十六的倾力相助，甚至因此而导致法国财政窘迫。路易十六仁慈而开明，希望通过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改善民众的生活，赋予民众更多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但也正是他的包容和开放，使民众们看到国王实际上是可以被限制的。
哲学家和俱乐部的领袖人物都是有身份的人，并非被压迫到无法喘息。这些人其实也不想革命，他们想要的是权力，可以说所谓“自由、民主”也只是工具和口号，他们只想用这些口号调动民众。
人类的感性，本质上就是兽性，和平时期的普通人，在群体的狂热中，兽性被无限激发。“容易激动的、容易愤怒的、容易被感动的、觉得自己充满正义感的、相信非黑即白的”民众在大革命的混乱中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革命完全失控，正如罗兰夫人被处刑前所言：“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革命中的每个人、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都有自己的私心，最终却汇成了一股谁都无法控制的潮流，革命如脱缰野马，把众多弄潮儿送上了断头台。
一．路易十六——1793年1月21日
作为法国历史上唯一被处以死刑的国王，公众心目中的懦弱君主路易十六站在自己参与设计改进的断头台前保持了身为国王的尊严。他说：“我是无辜的，我清白地死去，我宽恕我的敌人。但愿我的血，能够成为法国人民福祉的凝结剂！”
二．夏绿蒂·科黛——1793年7月17日
1793年7月13日，吉伦特派支持者夏绿蒂·科黛刺杀了国民公会主席、雅各宾派领袖之一——马拉。四天后，坚信“我杀了一个人，却救了十万人”的科黛被送上断头台。
临刑前，科黛执意要求站着到刑场，并拒绝蒙上黑布。她说：“我也是个有好奇心的人，难道我不能亲眼看看断头台的样子吗?”她甚至把上身探出马车外去看断头台。
马车到刑场后，科黛自行跳下马车，快步走上处刑台。死刑执行官为她穿上披肩，免得她俯卧下来时让围观群众看到她的胸部。科黛谢绝刽子手的帮助，自已爬上断头台、把脖子伸到了明晃晃的刀锋下面。
科黛被斩首后，崇拜马拉的木匠勒格罗将她的头颅提起示众，并狠狠给了她两下耳光。据现场目击者所述，科黛的脸上竟出现了“明显愤怒的表情”，引发了人们关于“斩首后的头颅是否还有意识”的争论。
木匠勒格罗的举动招致了围观群众的愤怒，他因此被判入狱3个月。
三．玛丽.安托瓦内特——1793年10月15日
对于革命者所提出的“限制王权”等要求，国王路易十六准备妥协，但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坚决拒绝——制宪议会主席米拉波评价她说：“她是当时凡尔赛宫唯一的男子汉”——因为企图借助外国势力镇压革命，王后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当被推上断头台时，王后无意中踩到了刽子手桑松的脚，所以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不起，您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四．罗兰夫人——1793年11月8日
1793年10月31日,被雅各宾派推翻的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等二十名吉伦特派成员高唱着“马赛曲”被送上断头台。四天后，轮到了“吉伦特的无冕女王”罗兰夫人。
在押往刑场的路上，民众冲着她恶声怒吼：“滚上断头台去！”她微笑着回答：“您说得是，我正在往那儿去呢，送我上断头台的人不久就会像我一样！我清白地离去，他们却将沾满鲜血地前来。你们现在为我的死亡欢呼，到那时，你们会以同样的热情为他们欢呼。”
和罗兰夫人同时处刑的还有一个犯伪造货币罪的男子，看到他在断头台上浑身颤抖、站立不稳。罗兰夫人说：“还是您先请吧，免得我的死增加您的痛苦。”刽子手桑松不同意：“命令书上的顺序是你在前面。”罗兰夫人笑着说：“您难道就忍心拒绝一个女人生命中最后的请求？”没有人能拒绝她，桑松也一样。
当最后的时刻来临，罗兰夫人朝着广场上的自由女神像深鞠一躬，留下一句名言：“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五．杜巴丽夫人——1793年12月8日
杜巴丽夫人是路易十五最后的情妇，也是法国最后一个有强大影响力的“非合法女统治者”。尽管路易十六世即位后，她就被放逐到修道院失去了影响力。但是在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1793年，她还是遭到了逮捕并被革命法庭宣判为反革命分子而处以死刑。
为了一线生机，她甚至主动交出了视如生命的珍贵珠宝，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在押往断头台的路上，她不断地在囚车里哭喊：“你将要伤害我！为什么？”被推上断头台时，她变得歇斯底里，不断嘶吼着哀求围在断头台周围的群众能给她仁慈的宽恕。刽子手被她折磨得不堪其烦，只想加速完成自己的任务。
即使已经身处利刃之下，她还在跟刽子手絮叨：“等一下，刽子手，只要一下子就好——”
六．丹东——1794年4月5日
雅各宾派的著名领袖丹东因“生活腐化”、主张放松恐怖统治而被曾经的亲密战友罗伯斯庇尔以“阴谋恢复君主制颠覆共和国”罪判处死刑。
在被捕前，丹东怒斥劝说他逃离法国的人:“走？难道把自己的祖国也放在鞋底下带走？”
在救国委员会宣判他死刑时，他对罗伯斯庇尔说：“下一个就是你！”
在断头台上，丹东兀自不改其演说家的本色：“把我的头给大家看吧，它是值得一看的！”
七．拉瓦锡——1794年5月8日
还记得科黛死时引发的“斩首后的头颅是否还有意识”的争论吗？25岁就被选为法国科学院“名誉院士”的著名科学家拉瓦锡为此做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实验。
出身贵族、家财万贯、包税官……革命法庭有太多理由把拉瓦锡送上断头台了，科学界的各种请求和申述都无济于事。
1794年5月8日，拉瓦锡和包税组织内的其他27名包税官一起被执行死刑。拉瓦锡是他们中间第四个登上断头台的，他和刽子手约定：他的头砍下来以后，如果他有感觉，他会尽可能多地眨眼直到失去感觉为止。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头颅落地之后，一共眨了十一次眼……
著名科学家拉格朗日为此痛心地说：“他们可以一眨眼就把他的头砍下来，但他那样的头脑一百年也再长不出一个来了。”
八．罗伯斯庇尔——1794年7月28日
在罗伯斯庇尔暗示将继续清洗一批意志不够坚定的革命者时，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终于反噬自身。惶恐不安的反对罗伯斯庇尔独裁的党派联合起来，于1794年7月27日发动“热月政变”，逮捕了罗伯斯庇尔及其支持者。
在混乱中被子弹击中下颚的罗伯斯庇尔无法为自己辩护，他甚至连写一份遗嘱的纸和笔都没有。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审判，法官不过是把死刑判决读一遍而已。
在押往断头台的路上，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战友们受尽侮辱，但他始终保持着一如往常的威严和冷峻，对咒骂和嘲笑充耳不闻，用来包扎下颚的白色绷带因浸透鲜血而变得发黑。
当他走上断头台、俯身于刀刃之下时，充满恶意的刽子手狠狠撕下他头上的绷带，剧痛和愤怒让这个意志如钢的男人像一头绝望的野兽咆哮起来。
刀刃落下，广场上的欢呼声持续了整整15分钟！恐怖统治结束了。
罗伯斯庇尔的墓志铭上写着：“过往的人啊,不要为我的死伤悲!如果我活着,你们谁也活不了！”
法国大革命一直被看作现代国家制度的起源。但是，大革命前后大多数官僚并没有被革命，被革命的是上层。就像辛亥革命一样，“有手段”的官僚可以随时挑下几块瓦片宣称起义，衙门就变成了政府，巡抚就变成了都督。
与大革命对照，英国从君主专制向立宪制的过渡，缓慢而平和，这得力于英国的上层牢牢掌握军队，有能力主导变革，而温和的路易十六希望避免暴力，逐渐丧失了组织军队统一行动的能力，直到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军队才再次找到了能够掌控自己的中枢大脑。
在我看来，美国独立，尤其是美国宪法的诞生，是比大革命更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时间更早，产生的制度更稳定，过程更有秩序，影响持续至今，也就是说，它真正成功了。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至少在当时，基本都是一帮半吊子，中学懂一点皮毛，似懂非懂，西学懂一点皮毛，似懂非懂，他们所谓的启蒙，就是宣传一些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来的有什么根据的概念，糊涂的宣讲者，糊涂的受众，糊涂的浪潮，完全是一笔糊涂账。 @吴得宇
五四运动就像中国的大革命，虽源于理性，却流于冲动，摧毁了旧秩序，却始终没有找到新的稳定的组织形式。百余年来，我们的祖辈、父辈们就在这种混乱中无力地风雨兼行。如今，轮到了我们，风未停，雨不止，何为初心？何以前行？既然没有飞蛾扑火、螳臂挡车的决心和力量，又不甘随波逐流，那就只有苦中作乐、尽力做一点有意思的事了。